汉代以前的金沙江，被称作“黑水”，是一片笼罩在神话、传说之中，黑茫荒芜，神秘而不可知的地带，在今天它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由蛮荒之地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摇篮，是什么造就了这里异中有同，瑰丽多姿的文化面貌？阻隔与交融，哪个才是金沙江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的真正角色？对于金沙江文化的追溯，或许也是对文明本身的追问。
如果想去旅游，中国西南无疑是一大热点,民族众多：藏、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这里的民族密度之高，恐怕不仅在我国首屈一指，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文化样态丰富：少女纹面、以黑齿为美、母系社会的走婚制、甚至连古老的一妻多夫制，都在这儿存留。是什么造就了大西南的瑰丽多姿？有人说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切。地理环境不能决定一切，但确实能决定许多。
在一个区域，多民族与多文化现象的出现，说明互相之间是独立与隔绝的。是什么造成了独立与隔绝？山川。我们来看看大西南的山川。山，是横断山—中国最长、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向山系；川，有金沙江—南北跨纬度9度以上，落差3300公尺，流急坎陡。
横断山与金沙江的结合，造就出一个地势高低悬殊，河水湍急凶险的高山峡谷环境，即便在今天也是对人类生存能力的挑战。在混沌初开的年代，又何以形成文明，进而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沿着金沙江水顺流而下，故事从一个中游南岸的小县城讲起。
“隔”出来的文化
文明的初声往往与河流相生相伴，中国的西南地区也不例外。在金沙江水的灌溉之下，第一颗文明的种子在今天云南省元谋县破土而出。
元谋县位于元谋盆地的边缘，金沙江自西北向东北，呈“U”字状，穿境而过。另一条支流龙川江，则由西南入境，北流汇入金沙江。与今天干燥炎热的气候不同，在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片金沙江水冲刷出的河谷地带，榛莽丛生，降水丰沛，温暖湿润。
1965年5月初，地质工作者钱方、浦庆余在这里发现的两颗原始人类的牙齿，被断定为来自一位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男性，从而改写了人类演化史，把中国直立人出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百多万年。伴随元谋人牙齿出土的，还有17件石制品，虽然制作粗糙，但仍可以辨认出它们曾被用于刮削和砍砸。炭屑和烧焦的骨头则被认为是人工用火的痕迹。这说明，心智初开的元谋人，已经学会使用工具从事狩猎、采集活动，并开始享用美味的熟食，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元谋人的出现不仅是金沙江流域文明的初曙，也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他和先后出现于此的早期智人昭通人、晚期智人丽江人、昆明人和筠连人……共同构成了金沙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但是它们几乎都以点状分布在被山脉、河流切割的细碎的地域单元中，绝不交错。先民们在金沙江支流流域的台地、湖滨、浅丘，孕育繁衍，兀自存续，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区域文化。
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陈列着来自金沙江流域的各色新石器时代陶器。倘若没有名牌的标识，很难想象这些形态各异的先民杰作，竟都来自于相去不远的云南北部地区：一件来自金沙江下游昭通地区的陶罐表面纹理细腻平滑，显然为泥质；另一件有强烈颗粒感的夹砂陶平底器，则来自金沙江中游的滇池地区；当金沙江上游北岸的先民已经用弦纹、斜平行线、和各式折线在陶器上刻划丰富的图案时，下游鲁甸一带的制陶者还在用简单的平行纹表达审美。
今天在金沙江流域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及独特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地理隔绝导致的。比如横断山脉东缘的嘉绒族和金沙江流域川、滇交接处的傈僳族，都是在狭小地域空间内形成的少数民族。
文化上独立个性的形成，除了山川的阻隔，还与金沙江流域复杂多样的地理面貌息息相关。这里既有宜于农耕的盆地、平坝，逐渐发展成了定居的农业文化；也有丰茂的草山，为形成畜牧民族的文化提供了可能;以及丰富的湖泊河泽，为渔猎文化创造了条件。在今天的金沙江流域，常常能看到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一个镇子内，汉人和回族生活在集镇上，羌人藏人生活在山上；高山放牧，低谷耕作，各成一统，宛如一个文化的生态链。
然而，山川地理的阻隔是把“双刃剑”。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供免受外部干扰的环境，使不同人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得以自由地各自向前发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封闭的环境同时也很可能消磨文化的活力，使其停滞不前，甚至消亡湮灭。那么推动金沙江流域文化不断发展、演进的动力又来自何处呢？
沿江而至的移民
在金沙江南岸云南省元谋盆地的边缘，17口陶瓮以一种近似平行的方式，整齐地排列在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旁。由于年代久远、长期承受压力，许多陶瓮已经破损开裂，零星的白骨从缺口处散落出来。瓮中多为夭折的孩童，头部朝向瓮口，下肢蜷缩于瓮底。出现在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发掘现场的这一幕场景，让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员们，感到似曾相识。
这种以瓮、盆为葬具，将尸体殓入其中，深埋入土的特殊墓葬形式叫做“瓮棺葬”，常见于黄河流域华北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又以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最为密集。无独有偶，在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9座儿童瓮棺葬。与此同时，考古队员还注意到，这些瓮棺都被埋在倾斜而不规则的竖坑里，瓮口多向西倾，其中的寓意，耐人寻味。
从距今5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到距今3000年左右的元谋大墩子遗址，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如何建立的？种种线索使人不禁联想起《山海经》中的一则故事：
相传上古时期，黄帝、蚩尤大战于涿鹿。黄帝命大将应龙攻伐冀州，蚩尤唤来雨师、风伯大展神通。霎时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应龙的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黄帝继而又命自己的女儿魃前来助战。魃乃是天上的旱神，居住在有熊国西南的昆仑山，在山中采集日、月之光，练就赶雨驱风之术。魃不负重望，击退了雨师、风伯，帮助黄帝一族斩杀了蚩尤，但也因此耗尽了神力，无法再返回昆仑山，只得远走赤水之北。而“赤水”所指的，正是远古时代金沙江的北岸地区。
传说中黄帝的女儿魃自昆仑而来居于赤水，带来了黄河流域的文明。而眼前金沙江畔的瓮棺葬又确与黄河流域如出一辙。现实似乎印证了传说，难道真的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黄河流域的人群迁徙至此吗？
逝者沉默不语，金沙江水呼啸以对。溯江而上，在金沙江北岸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处名为回龙洞的洞穴中，更早的证据显现出来。这是一处碳酸盐岩溶洞穴，野猪、白羊、岩羊、鹿等二十余种动物的骨骸化石埋藏其中。它们大多残碎零散，且有明显人工敲砸的痕迹和烧痕。看来洞穴的主人，曾在这里享用丰盛的野味大餐。制作美食的工具，被保存在了近两米厚的土层堆积之下：用石英、燧石、玛瑙打造的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穿孔器、琢背小石刀做工精良。它们锋利的刃部和愈发实用的器型，是旧石器时代石器打制工艺发展到相当高度，而产生的间接打击技术的结果，考古学家称之为“细石器”。细石器工艺要求制作者具有清晰严谨的技术、设计以及娴熟精湛的操作技艺，所有的线索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应该是一群处于旧石器晚期的智人。
细石器的出现，不但帮助考古学家确认了回龙洞人智力、行为的发展阶段，更揭示出一种文明的走向。在考古学界，以细石器为代表的工艺传统，向来被公认发源于我国华北地区。以此为依据，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提出，回龙洞细石器的出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1-2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地区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到川西高原地区。”他们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川西高原地区最早的原始居民，也是西南地区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这种黄河流域文明传入金沙江流域的例证源源不断：在甘肃大地湾遗址常见的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钺频繁现身于四川西昌礼州遗址；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在沿金沙江两岸的诸多遗址可见，且自北向南逐渐减少……这些带有黄河流域文明印记的西南地区遗址，大多集中在新石器时期，其中又以四川的营盘山遗址年代最早—距今5500年左右。这意味着，黄河上游居民南下的时间要早于这个时间点。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石硕认为，这种成规模的南迁应该大致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下限不晚于距今5500年。
连点成线，黄河流域先民的南下迁徙路线也逐渐清晰，并和金沙江的流经路线大体吻合。自北而来的金沙江，由玉树巴塘河口南流，形成南北交往的天然通道，又折而向东，将被横断山脉阻隔的的东西交通串联起来，它与怒江、澜沧江共同流经的区域，被我国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为“藏彝走廊”，是多民族沟通迁徙的天然孔道。而考古学上的证据，更将这种文化交流，提前到了新旧石器交替的时代，并勾勒出一股新石器时代南下的壮阔移民洪潮。
考古学上的重重例证，从遗传学的角度也得到了确认。多年来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致力于通过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其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约6000年前,黄河流域人群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玛拉雅地区，并由此产生了汉藏语系内的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这一时间点和考古遗址显示的信息大体吻合。
由此可以推断，在距今6000—5000年左右，正是由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人群，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形成了较成熟和繁荣的新石器文化，并与甘青地区同时代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分野和平行的发展态势。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黄河流域人群沿河谷地带向西南的迁徙呢？石硕教授注意到了古代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原来，在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气候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化，降水量几乎垂直下降，气候由温暖湿润急骤地转向寒冷干燥。石硕分析说：“可能正是这种由于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与生存困境，迫使黄河上游中的一部分人群开始沿着河流通道南下，向着纬度较低并拥有较为温暖湿润的河流谷地的藏彝走廊地区迁徙。”
从西北黄河流域沿藏彝走廊地区而来的文化、人群上的交流，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直到今日，我们还能在金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身上找到共同的西北元素。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幸晓峰，在来自西北的彩陶图案与金沙江流域的远古乐舞中构建起了这种联系。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件甘肃马家窑文化双排舞蹈纹彩陶盆。这件陶盆上绘有上下两排牵手相连的舞者,舞者间弧形的层层纹饰仿佛阵阵音浪，向耳畔袭来。“这种在西北彩陶文化中常见的纹饰，所表现的是一种舞者围成圆圈的‘联袂舞’。而这种舞蹈形式在今天金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舞蹈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形式。”幸晓峰说。
其中，一种汉译为“弦子”的藏族舞蹈令他印象深刻：伴随着音色明亮的牛角胡和欢愉的歌唱，人们以男子为中心围成圆圈舞蹈，外圈由女子围圈间隔，层层扩散，可达百千人之多。踩着即兴音乐的节拍，队列沿着顺时针方向舞动，旋转不息。再比如彝族的“打歌”、“都火”，纳西族的“哦热热”、 普米族的“搓搓”、也是男女老少围成圆圈，边歌边舞的形式。
从西而来，沿江而至的黄河流域移民，在金沙江出入进退，或在此定居繁衍，演为土著；或继而东进，促进了文化的融合。而恰恰是“土著性”与“走廊性”的双重特点，赋予了金沙江文化永不衰竭的活力。
冲破文化的封锁线
随着黄河流域先进文明的不断注入和自身文化的渐进发展，金沙江流域的人们逐渐有了利用自然环境、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河川江水构建的屏障被置于脚下，沿岸的河谷、深入腹地的支流，成为人群间交流的通道。进入青铜时代，一种差异中存在共性的流域文化日臻成熟。
从考古学上看，在金沙江上游地区、洱海地区、金沙江北岸二级支流安宁河流域及其东部地区、金沙江中游北岸一级支流雅砻江畔的盐源盆地及泸沽湖周围、金沙江下游以南的昭通地区，形成了不同地域类型的青铜文化。并在相当于中原地区春秋至西汉的时代，达到了巅峰。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在《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起源》一文中，做出了这样的解读：“由此不难看出，此时金沙江流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地域形态，各个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不仅比新石器时代有了相当大的扩展，突破了小生态的狭小自然地理的界域限制，而且地域内部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各个地域类型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交流面日益扩大，成果更为深刻。”
地理屏障的打破，交流的日趋频繁，必然带来共同的文化因素。著名历史学家谭继和先生，关注到一种以雄鸡为主题的杖首在金沙江流域的频频现身。
其中最令人过目难忘的一件，出土于金沙江支流—雅砻江流域的盐源县。这是一根中空的青铜权杖，通体饰有阴浅鱼纹，高138厘米，杖径1.3厘米,由粗细一致的九节组成，彼此之间通过插入的木棍连接。杖端高高托起的圆盘上点缀有繁复的云气纹，象征权杖直达云际。一只昂首啼鸣的铜鸡高踞其上，四方各有一环，环套环挂一圆型叶状饰片。
树端有神鸡的神话在我国流传甚广且历史久远。唐代类书《艺文类聚》记载了其中的一个版本：“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因此，鸡杖表现的很可能就是鸡、神树以及太阳之间的关系，归为太阳神崇拜的一种。
类似的器物在金沙江南岸的大理、祥云、滇西北一带的墓葬中都有出土，雄鸡造型有圆塑，有扁雕，样式光怪陆离，足见这种信仰的普遍。
除此以外，金沙江上游、中游的南北两岸地区，还出现大量山字格青铜剑、铜鼓。平底带耳的陶罐则成为金沙江先民普遍使用的陶器类型。共同的地域传统，在斗转星移中日益增长，汇聚成形，构成了金沙江流域文化的基本内涵，并在西南地区最终呈现出一种异中有同，斑斓多姿的文明格局。
